当前，我国企业正处于出口和出海两个时代的切换期。
中国经济正从高增长时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即从过去高增速、城市化、人口增长、出口高增长和全球化时代，转向中低增速、后城市化、老龄化、谋求产业出海和技术创新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时代。
近几年，这两个时代切换遭遇艰难的挑战，内部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，外部处于从出口经济转向出海经济的关键期。
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出海？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？出海是中国经济的出路吗？
一、从出口经济到出海经济
为什么要出海？
这是近些年中国很多企业，不管是出口企业、制造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、服务型企业，都在思考的问题。
仅仅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吗？当然，这是最直接的原因。但其实，中国企业从出口走向出海，是受深层次的经济规律所驱使的。
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。与当年日韩相似，中国在经济转型的中早期采用“强出口、强投资”的发展模式，即通过廉价的劳动力、土地以及优厚的产业政策，吸引外资和技术，大力发展出口制造业。
假定外需强劲的前提下，政府发展经济最简单的策略，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本，大规模地投资制造业以及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。
而持续大规模的投资，不断地吸引海外转移的技术，帮助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建立了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。中国制造的优势不是领先的技术，而是具有规模效应的产业链，产业链规模效应极大地压低了制造成本，推动了中国出口以及外汇的高增长。
这就是出口经济时代，及其内在逻辑。
不过，这种好日子被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破。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，同时实施产业链转移政策，一些产业不得不考虑转移至海外。
与出口相比，出海是另一个维度。
出口是过去中国企业驾轻就熟的操作，而出海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是陌生的，甚至有些担忧的。出口企业主要在业务领域与海外客户打交道，出口商对海外的市场风险、营商环境、政府政策、劳资关系等不了解。
从出口转向出海，是偶然的、被迫的，还是规律使然？
在很多企业主观念中，如果不是美国发动贸易战，我们是不会离开中国的。换言之，贸易冲突成为了中国企业出海的直接因素。近两年，随着欧美需求的回落和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，中国企业出海的叙事伴随着一种悲观情绪、被迫情结——“不出海，就出局”。
实际上，一个经济体从出口到出海存在内在的经济规律。
通常，转轨国家中早期发展出口经济。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期间，中国出口经济达到了历史峰值，为全球提供了接近40%的产能，对全球100多个国家贸易顺差。这是中国商品全球化（1.0）的巅峰。
但是，这种数量型增长将随着资源红利的消失而逐步下降。在强出口支撑下，强投资不断地消耗国内的劳动力、城市土地、矿产资源、欧美转移的技术红利，经济资源趋于稀缺、昂贵，国内的劳动力、土地、原材料成本上升，技术进步（引入技术或自主创新）的成本上升，国内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，出口竞争力逐步减弱。
另外，转轨国家中早期“强投资、强出口”的增长方式容易催生两个问题：一是大量资本集中在投资领域，导致消费有效需求不足，当经济增速下降时，缺乏足够的内需以支撑庞大的产能；二是过度干预的成本控制政策和有管制的金融制度，形成长期巨额贸易顺差，进而容易引发贸易摩擦，最终反噬出口经济。
从国家层面来看，面对国内需求不足、国际贸易条件紧缩，政府正在寻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，淘汰那些高耗能、丧失成本优势的产业，另一方面将资源集中在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制造等新动能上。
从企业层面来看，服装、鞋帽、家具等廉价制造企业不得不将产业转移到海外的成本洼地，而掌握技术的大型制造企业也在谋求出海，试图整合全球产业链，成为全球化企业。
从出口经济到出海经济，标志着一个经济体、一家企业真正融入了全球化。
二、从单翼模式到双翼模式
何为出海经济？
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根据经济体工业化程度的不同（辜朝明，2023），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，在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、工业化阶段；第二，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；第三，被追赶的阶段，即产业向海外转移，被新兴经济体追赶。
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，如今成为了“被追赶”的全球化经济体（2.0）。除了劳动力外，这些国家的信息、资本、技术都已经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，他们的大型企业基本上是全球化企业。
根据辜朝明的观点，日本在90年代开始进入“被追赶经济体”。在1997年到2005年，日本企业经历了艰难的债务出清。之后，日本企业开始扩张资产负债表，借助序列制优势，在海外大规模投资，不仅制造业出海，银行等配套服务业也跟着出海。
从出口经济转向出海经济，日本当时的背景跟中国当下有两个相似之处：一是日本与美国之间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；二是日本在90年代泡沫危机后进入低增长、后工业化、后城市化和老龄化时代，国内有效需求长期不足。
如今，日本经济完成了从出口到出海的艰难转型。日本企业真正做到了全球化经营，不仅在中国、泰国等新兴国家投资，还大量投资美国、欧洲，三大经济体各占三分之一左右。他们在欧美市场融资、投资金融产品，在新兴国家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投资实体，使用全球人才经营全球市场，同时国内研发并掌握核心技术。
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出口到出海的经济转型：对外贸易顺差代表出口经济，第一次对外投资所得净额代表出海经济。
在八九十年代，日本是出口经济，对外贸易顺差巨大，巅峰时期达到1200亿美元；进入2000年，尤其是2007年后，转向出海经济，对外贸易顺差逐步缩小，甚至一度出现巨额逆差，2023年贸易逆差达660亿美元；同时，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迅速扩大，2023年达到2493亿美元。
2023年，在日本上市公司中，40%的营收来自海外市场，在前10大上市公司中，70%的营收来自海外市场。日本大型银行也转型为全球化金融机构。三菱日联、三井住友金融、瑞穗金融的海外信贷净利息收入占比分别为90.6%、85.0%和67.2%。
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，日本的对外净资产高达471.3万亿日元，比上一年大涨了12.75%。按当下汇率核算，日本的对外净资产约为3.15万亿美元，而去年日本GDP4.21万亿美元。所以，有人说，日本在海外还藏着一个“日本”（当然，资产是存量概念，GDP是增量概念，不可直接对比）。
不过，日本从出口经济转向出海经济的历程，也让很多人包括政策部门感到担忧。产业出海带来的产业空心化，引发失业率上升、创汇能力下降、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等问题。
其实，不同国家的全球化形态存在差异，我们看看德国模式。
德国是出口经济和出海经济都很强的国家。2023年，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423亿美元，同时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也达到1554亿美元。德国既是一个出口经济体，也是一个出海经济体。这说明德国的产业资源配置非常好，该出海的出海，该留在国内的留在国内，而且各自都具有竞争力。
日本与德国最大的差别在于，日本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遭遇了持续的大衰退，国内有效需求崩溃导致中小企业破产、大型企业集体出海，重创国内产业链和出口经济。而德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，欧洲一体化中稳定的需求支撑起国内产业链，同时又在新兴市场大规模投资。这说明德国的产业资源全球化配置很有效。像德国大众、巴斯夫，是兼具出口能力和出海能力的全球化企业。
日本经济从出口转向出海，属于“单翼切换”，德国则保持“双翼飞行”。
尽管德国经济当下面临挑战，其国内外产业链也被迫重组，但德国的案例告诉我们，出口经济与出海经济并不矛盾，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在国内以及全球化中有效地配置产业资源。
中国能否进入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？过去，中国长期“强投资、强出口”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。当人口下降时，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，如何保障就业和推升工资？
在一些产业上，中国的成本优势下降，新兴国家对我们够构成一定的追赶。日本经济先经历了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，然后遭遇泡沫危机，再进入被追赶的阶段。所以，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。
2023年，中国贸易差额为8221亿美元，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为-1482亿美元；同期，美国贸易差额为-10632亿美元，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为1366亿美元。
下一个时代，中国像日本从出口经济走向出海经济、完成“单翼切换”，还是类似于德国出口经济与出海经济并举、实现“双翼飞行”？
国家层面，这取决于政府能否通过宏观政策、制度改革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；企业层面，则取决于企业能否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化经营能力。
